在2009年7月23日的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，毕业生致辞代表是来自艺术、设计与媒体学院的罗子涵。这名几年前早在国内外影展获得不少奖项的青年导演，在自己的毕业演讲中向校方提出了抗议。罗子涵为毕业短片《人质》（Threshold）设计的海报，本应在举行毕业典礼的南洋礼堂展出，但校方行政人员却在毕业典礼的一周前发电邮给他，指“毕业典礼有儿童出席，海报设计并‘不恰当’”，要求他修改海报作品。海报呈现的是一名在镜子前回头的半裸男子，一名男性的双手从背后搭着他的肩和揽着他的腰。事实上，今年4月末，在艺术、设计与媒体学院的毕业生作品展中，这张海报已亮相了两个多星期，公众与嘉宾（包括主宾新闻通讯及艺术部代部长吕德耀）在出席学院开幕典礼时，也未对海报提出任何异议。 在演讲中，罗子涵表示自己原想照校方的指示修改海报，但在面对自己的作品遭审查的情况下，他发现自己无法由衷地说出讲稿中所倡导的“（艺术家的）尊严”与“开创新境界”等字眼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必需诚实，才“对得起推选他为毕业生代表的同学们”。 最后，他决定不展示海报。 一般人很容易将罗子涵的抗议断定为“大逆不道”，“不知感恩”。实际上，这类普遍见于主流媒体如海峡时报在线读者的意见，犯上了断章取义和管窥蠡测的毛病。说断章取义，不仅因为大部分读者都在未观看过电影的情况下妄下定论；此外，罗子涵在演讲中呼请毕业生起立，以掌声对亲属表示感激，还向教授们致敬。他的语气真挚恳切，而就算是谈到审查事件时，也没有表现出强烈而愤慨的对抗性姿态。 说管窥蠡测，则因我们还未理解“大学”这个空间本身的意义。实际上，罗子涵发言的场合、时间和对象是最恰当不过了。大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包容异议、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空间，而当大学的行政人员俨然充当审查官时，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。他们在回应媒体的询问时表示“校方原本是要求罗子涵更换而非修改在南洋礼堂展出的作品”。难道更换不是另一种审查行为吗？我们更应该问的是，这些行政人员侵犯艺术家的尊严（artistic integrity）是否正确？此外，毕业典礼更应被视为大学生展现理想主义与独立人格的最佳场合——在此时进行的仪式、演讲和欢庆——无不隐含着重大的象征意义。罗子涵拒绝展出海报，勇于在毕业典礼上和权威对话，与其说是大逆不道，还不如说是维护个人艺术尊严，公民不服从（civil disobedience）的表现。南洋理工大学应该为培养出像罗子涵这样的优秀生而感到自豪，因为在一个普遍以就业机会和起薪高低（而不是独立思考、治学精神和社会理想）来界定大学生存在价值的务实世界中，他的胆识和独立人格显得尤其可贵。我们常在指责新加坡大学生“缺乏独立思考”、“社会意识贫乏”，而为什么当大学生有了主见，勇于提出异议的时候，我们却变得惶恐不安了呢？ 另一方面，罗子涵的抗议事件，还揭露了另一些问题。 我们的体制中是否存在着一批爱粉饰太平、矫枉过正，急于当道德警察的中间管理阶层？我们的审查机制是否又过分完善，对投诉者趋炎附势，对艺术家的尊严却视而不见，哪怕是还未接到任何投诉信前，就已不假思索地将艺术家视为罪犯？什么时候，我们才能认识到，艺术家也有尊严？什么时候，我们才会明白，艺术家应该享有一个不受泛道德主义者和政治所干预的自主空间（autonomous space）？ 庆幸的是，南大最终雍容大度地对待罗子涵的抗议，既不谴责也未采取任何处分。但如果真有人对海报提出异议，大学是否能在倡导学术自由的名义下，继续捍卫学生的艺术尊严？这恐怕才是真正的考验。 反讽的是，罗子涵还是南大招生的广告代言人，亦即所谓的“海报男孩”。他的广告词，是非常有趣的：“南洋理工大学光辉灿烂的历史，启发了我的某些作品”。虽然广告中没有解释这段“光辉灿烂的历史”指的是南大的哪段时期，但若将广告词与罗子涵遭审查及抗议事件相互对照，其中所存在的多重吊诡和时空错位，甚是令人玩味。 罗子涵在演讲中说：“身为艺术家，我们不只应该追求创作伟大的作品，也应该为我们的创作负责。否则，我们就出卖了自己及观众。”但愿他能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面对不合理的审查时， 继续勇敢地坚持自己的立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