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8年，由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创作、编排的话剧《于无声处》成为了我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作品。1978年，经历“文革”的浩劫，中国百废待兴，而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受到 禁锢。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兴起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。话剧《于无声处》犹如一声惊雷，冲破禁锢，解放思想，不仅对于繁荣职工文艺创作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有效的引领作用，更在艺术领域、思想领域和社会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梅林和儿子 欧阳平途经上海，来到老战友何是非家中，何是非过去曾诬陷梅林为 叛徒，这次又得知欧阳平因收集“ 天安门诗抄”而成为被追捕的“反革命分子”，即向“ 四人帮”分子告密，欧阳平遭逮捕后，何是非的妻子、女儿坚决与何决裂。宗福先，1947年2月生，祖籍江苏常熟，生于重庆，中国电影编剧，历任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 中国剧协第四届常务理事，上海市政协常委。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创作话剧《于无声处》，与人合著话剧《 血，总是热的》获全国优秀剧本奖。《于无声处》获文化部、全国总工会特别嘉奖， 电影文学剧本《 血，总是热的》(合作，已拍摄发行)获文化部、 中国戏剧家协会1980年—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奖、1983年全国优秀故事片奖。我是1973年进入上海市 工人文化宫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学习话剧剧本创作的。我们的老师 曲信先，是 中国话剧奠基人 熊佛西的亲授弟子。在后来的几年中，他把他从 熊先生那里学得的剧本创作的所有“独门秘笈”都教给了我们。他讲课特别生动又特别实用，而且完全结合实践。每次上课他都会要求我们交作业：或者一个故事、或者一个片段、或者一个提纲甚至一个独幕剧的剧本，他的讲课就从点评我们的作业开始。他还把他的同学 余秋雨、 荣广润等请到工人文化宫为我们上课。我的同门师兄弟先后有贺国甫、 汪天云、 贾鸿源、 马中骏、史美俊等等一一在以后的岁月里，在曲老师的率领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宫话剧创作群体，这是后话——那一段刻苦的、快乐的学习的日子，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，它把我领进了话剧刨作的神圣的殿堂。我深深地沉浸其中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中，我搜集了许多素材，包括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，包括“文革”中发生的许许多多的故事，有些就发生在我的身边。例如，梅林的原型就是我一个同学的婶婶；欧阳平身上有我那位陌生朋友的影子，有当时被“四人帮”全国通缉的“小平头”的素材，欧阳平给 张春桥寄“扬眉剑出鞘”这个细节，则是我在剧本写到一半时受到《 人民日报》介绍的反“四人帮”的英雄 韩爱民事迹的启发写出来的。至于一场“文革”暴露出多少何是非们叛徒的嘴脸？又考验出多少堪比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忠贞不贰的爱情？数不胜数！对于任何一个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来说，都知道几个这样的故事，搜集它们根本不困难（这大概也是话剧演出后受到人们欢迎的原因之一，说的都是大家熟悉的事情），难的是如何把这些人物、故事与思想糅和到一个戏剧构架里面。 1978年3月我的老毛病 哮喘再次严重发作，加上一次吊 青霉素过敏引起窒息，又是几番折腾。后来稍好一点，我就出院了，正好遇上一个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盛大的节日：那年的5月1日，许多被禁了多年的中国与世界的名著重新出版，在全国 新华书店销售！我又正好病假，有充足的时间与其他许多书痴们一起天天排在新华书店门口等开门，抢购图书。有多少种就买多少种，重复了也不怕，到门外可以交换你没有的书。在这里我买到了对于我弥足珍贵的两本书：一本《 曹禺选集》，一本《 易卜生戏剧四种》。“文革”前期我偷偷地看过曹禺老师的《雷雨》，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学习写戏，感触不深。学习写戏以后又看过《原野》，十分喜欢。这次重读《雷雨》，再加上第一次读易卜生的《 玩偶之家》，读完以后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震撼！原来戏剧应当这么写！于是，就在1978年的5月，我很快完成了《于无声处》的大构思，就用了曹禺老师与易卜生先生的“三一律”。事后也有人评论《于无声处》沿用“三一律”太老套，但是说实话，在1978年，对于我这么一个初学写戏的业余作者，“三一律”是当时我能见到的最好的戏剧创作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