導演Aurelio Grimaldi在1996年第一次講柏索里尼（Pier Paolo Pasolini, 1922-1975）的故事，那時講的是後者之死。今回他想說的是那個年輕的，前路茫茫的，未成導演的柏索里尼。 黑白畫面把我們帶到1949年9月底。夜宴過後，一對對舞者在後園隨著唱機播出的歌聲跳社交舞。舞者清一色男，有青年，也有小童。青年當中有個叫Pier Paolo Pasolini的，他當時二十七八歲。 宴會過後兩星期，Pier Paolo被召到鎮上的警局。警官宣讀他的罪嫌：在那次宴會裡，他用錢和糖果引誘三個十多歲少年，著他們自瀆，和被他手淫。因為他是公立學校的教師，令案件性質更趨嚴重。 Pier Paolo雖然極力開釋，把小說寫作、法國文學家紀德（Andre Gide）的作品、酒醉和不可靠的記憶力，都搬到他的辯詞裡，但聲音依然顫抖，近鏡看到他的神情依然緊張。他離開後，被性侵犯的三個少年逐一被同一個警官召入詰問：他們並不認識紀德，卻說Pier Paolo當晚談起古希臘和羅馬的孌童之樂。警官當下的咆哮和言辭令他們泣不成聲。經剪接後，三個少年的審問戲並無Pier Paolo般受「厚待」，如同一次審問的前、中、後段，似是說Pier Paolo的情慾世界只有一個叫「少年」的整體，而沒獨立的少年在，也像說在成人眼中，少年只是不完整的，要靠拼 湊才可理解的群體。 三個少年的家長最後接受Pier Paolo友好的賠償，放棄起訴，少年卻被家長懲罰。Pier Paolo的下場雖不牽涉武力，但亦不仁慈：在挖苦的話語中，另一批警官建議將他趕出學校，並故意洩漏消息給不時到警局搜集犯罪新聞的記者，讓Pier Paolo成為大眾獵巫的對象。一經報章報導，他父親勃然大怒，指妻子教子無方；共產黨也因他「德行和政治不檢」而逐他出黨。 故鄉容不下他，父親容不下他和母親，結果他聽從其他青年同志的意見，從故鄉南下羅馬，也好找發展機會。送行的不只是他的同志，還有一班學生。學生對教育官說過，文學老師Pier Paolo熱心教學，從不言性。 火車南下，Pier Paolo一路少言，臉上也沒太多表情，藉閱讀打發時間。母子轉到往羅馬的火車後，同坐的婆婆Teresa將兒子Salvatore和孫兒的幸福跟身邊的乘客分享，他罕有的露出微笑，並將聽到的故事擬成一篇愛慾小說的腹稿。火車抵達羅馬那天，是1949年10月19日，也是他被警官詰問後一星期。 母子經兒子的舅父介紹，各自得到安身之所。她成了富有人家的留宿女傭，他就租住小房間，租金暫由舅父負責。他連番求職失敗：私校校長敷衍了事，想在電影城當臨時演員，又被助導冷待。沒錢，他唯有賤價出售藏書。 在那些日子裡，他靠閱讀、寫信和閒逛打發；鬱鬱不樂的心情雖因初睹電影城的拍攝工序而好轉過來，但真正令他快樂的，是那些年輕的，在公園一展身手的男孩。當他在片末抱起一個男孩時，片首的舞曲再次響起。 歷盡多劫，幾乎一切盡失，他依然不改一己之好，他在給家鄉朋友的書信上說，少男能給他活力和愉悅。